2009年卓琳逝世：灵堂低调、肃穆，不向公众开放，遗像神采奕奕



2009年7月30日，清早天刚亮，平日里极幽静的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前所未有地拥挤起来，一辆辆车径直行驶到5号邓家大院门前。

来人把车上的花圈、花篮搬下放好，也不多做停留，默默又驶离了米粮库胡同，不一会儿，门前、院子里、走廊上，到处都是亲友送来的花圈、花篮和挽联，百合与菊花的清香牵挂在往来吊唁者的衣袖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悉知卓琳逝世的消息后，不仅是亲友同事陆续赶往邓家大院悼念，胡同里的街坊邻居、云南宣威的家乡人、重庆市人民小学、江西新建县的市民都自发地魏卓琳举办了悼念活动。

人们悼念卓琳，因她是小平同志的夫人，携手同行近六十载，硝烟风雨从不动摇。

但卓琳为世人敬仰尊重之处，从不仅仅因为她是谁的夫人，而是因为她是一名毫不动摇的革命者，是一位心怀大爱的女性革命者。

米粮库胡同5号

卓琳搬入米粮库胡同这座花草葱郁的院子是在1977年，那一年她61岁，早已年过半百的夫妻俩终于在风雨之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孩子们带着孩子的孩子又聚到父母的身边来。

不过，这还不是他们安度晚年的时间，历史需要他们的出场，刚搬进这所院子不久，卓琳的丈夫邓小平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也开始了必将载入史册的改革开放。

一切欣欣向荣，许多人都期待着曾经的北大才女卓琳也能出来大显身手，可她却悄然消失在丈夫的身后，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的工作”。

一住就是三十载，与丈夫在这所院子里安稳地生活了二十年，邓小平离世后，卓琳出了趟远门，代替抱憾而终的丈夫见证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从此之后，卓琳就再未离开过这所院子，直到她安静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

街坊们很少在胡同里看到卓琳，前几年还能见到她出门来迎送宾客，乘车出入也会隔着车窗和大家挥挥手，但近两年就再也没露面了。

29日下午，几辆运着松柏、鲜花、黑布的车停在了5号院门口，大家都意识到，米粮库胡同这位有些神秘但又和蔼的邻居再也不会出来和大家挥挥手了，由于邓家所设灵堂不向公众开放，街坊们便走到大院门前驻足悼念。

30日早晨7点起，邓家大院的灵堂开始接受亲友吊唁，胡同两侧摆满送来的花圈，前来吊唁的车辆已经排起长龙。

手挽黑纱的工作人员一一审核来者的身份、姓名，中国科协副主席代表中国科协敬献花圈，陈丕显之子携带家眷来与卓琳作别，原国家体委主任面色凝重地走进大院。

下午，隔壁武警中队的战士和工作人员进入大院进行悼念，街坊们说，去年还见到卓琳到隔壁的武警中队看战士们打篮球……

进入大院悼念的人说，整个灵堂布置得符合卓琳一贯的个性，低调、肃穆，遗像选的是改革开放后她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演讲时的照片。

拿着演讲稿的卓琳神采奕奕，让人怀念起她每次陪同小平同志出访时的风采，也让人们想起了这位老人曾是北大建校以来第一位云南籍学子，是那一届北大物理系唯一的女学生。

翻看卓琳的工作履历，从事最多的只有“秘书”一职，说实在的，这的确委屈了这位北大才女。

丈夫刚恢复工作的那几年，工作量大，卓琳默默从事着机要秘书的工作，等搬进5号大院，卓琳就更是鲜少露面，她谨记丈夫的嘱咐，不要到外面出风头。

除了丈夫的工作她就不再在公众面前出现，但人们依然记得1979年她站在白宫阳台上挥手的灿烂笑容，那是代表中国女性的自信的、昂扬的笑容。

云南宣威浦在廷故居

7月30日上午，云南省宣威市在浦在廷故居举行卓琳悼念活动，两百多位市民自发前来送行他们这位可敬可佩的家乡人。

卓琳的家里一直保留着一沓厚厚的收据，都是卓琳生前多年来向希望工程的捐赠单，主要的捐助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乡云南宣威。

虽然年少离家，但她始终心系着家乡的发展，尤其是家乡儿童教育与妇女解放事业，晚年总向家乡人说，自己年迈了，不能多为家乡出力，她感到很内疚。

浦在廷是卓琳的父亲，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创始人，也是一名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实业家，卓琳原名浦琼英，是浦在廷最小的一个孩子。

在那个女性命运普遍悲惨的旧社会，卓琳很幸运，这位开明的父亲让女儿们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还把姐妹几个送到昆明去接受现代教育，允许她们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革命思想。

外面精彩的世界总会让卓琳想到了老家的女人们，她的堂姐表妹们没有她们姊妹的好运气，能拥有一个开明的父亲，很多女孩子都仍在受着封建传统的压迫，有的生不如死，有的含恨自绝。

一想起她们，卓琳就下决心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要帮助别人，首先就要自己足够优秀，卓琳不仅在学习上发愤图强，体育锻炼也绝不含糊，15岁她就被云南代表团选中，去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50米短跑比赛。

然而，卓琳花季的15岁撞上了令国人沉痛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撞碎了中国的大好河山，也撞碎了那一年的全国运动会。

在云南代表团准备打道回府时，卓琳的革命理想却被突如其来的国难撞醒了，她给家里寄信，说不回昆明，要去北京求学，她那有远见卓识的父亲虽然忧虑不减，但还是同意女儿的请求。

父亲与女儿的共同坚持是正确的，20岁时，卓琳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努力的卓琳并不将自己困于象牙塔中，不仅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游行，还有余下时间可以北京城里四处逛，泡泡茶馆、听听戏。

但这样激情盎然的日子却很快结束了，卓琳在北大念书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将南迁合并，学业中断的卓琳何去何从呢？

早先，卓琳的一个姐姐已经抵达了延安，这座红色的灯塔一直在卓琳心中闪烁，于是她放弃随学校南迁，与几个女同学多地辗转，又徒步七天七夜抵达延安。

“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时候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她谈了两次，我不愿意。”

卓琳就是在延安与邓小平相识结婚的，不过最初郎有情她却无意。

“因为当时延安，去的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

恐怕年轻的卓琳并没想到，这个她最初不想结婚、结果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的对象，与她结伴走完了风雨的一生。

婚后，卓琳的丈夫将最珍贵的信任交给了她，“你们去问妈妈”，这是总设计师在家中最常对儿女们说的话。

在外能与宾客谈笑风生的他其实到家里似乎换了个人，寡言少语，家中的大小事他都信任地交由给卓琳去处理，包括给孩子们取名字。

当他们住到5号大院后，儿女们全都搬回北京来与父母同住，丈夫要处理的是关系十几亿人口的家国大事，但卓琳要处理的十几口人繁琐家务也不是一件简单事。

她将自己的才情收拾到身后，顾全大局地为小家操劳，直到丈夫退休，她身上的担子才轻了不少。

许多人说，小平同志的荣耀也有卓琳的一份功劳，她总是笑笑：“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起码我是努了力的”。

虽然为了丈夫的工作，卓琳放弃了自己大展才华的机会，但这个始终牵挂着妇女解放的女性以身作则，直到晚年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
比如她是个十足的戏迷，每天早饭后都会听一段京剧，电视里有戏曲节目也绝不错过，每每要出门听戏，就会跟丈夫“请假”。

只要工作不忙，卓琳回到5号大院老伴也会问问她去哪个剧场看的什么剧目，夫妻俩常就戏里的情节讨论得热火朝天。

教育、工作、婚姻、个人兴趣爱好，这对旧时代的女性而言几乎都是奢望。

卓琳有幸能得到开明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终身奋斗的事业、志同道合的伴侣，却也始终未忘记家乡的妇女儿童，乃至全国的妇女儿童，她希望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能和她一样，冲破一切束缚，成为一个勇往直前的革命者。

重庆市人民小学

7月30日一大早，重庆市人民小学连夜写好的唁电就送到了卓琳家中，这所小学与卓琳又有着什么样的情缘呢？

1946年，考虑到战火无情，邓小平在进军西南时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准带家属，与邓小平已经育有一子一女的卓琳一听坚决不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

不顾个人安危，卓琳带着孩子陪丈夫来到西南山城，为了解决下乡干部子女无人照料的问题，西南局成立了人民小学，而原本的北大才女卓琳当仁不让成为了人民小学的校长。

学校里曾与卓琳共事的教师回忆，卓琳校长很平易近人，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也关心老师们的政治生活，她一直教导大家，干部子弟绝对不能搞特殊化，必须要严格对待和管理教育。

其实这并不是卓琳第一次“当老师”，在山西武乡县石圪垤村，有一间破旧的黄土窑洞，完全没有门，仅用几根木棍搭在一起靠在颓垣上，门前的指示牌说，这里时卓琳、刘志兰居住旧址。

1939年9月初，在延安简单地举行婚礼后没过几天，邓小平前往辽县西河129师师部，卓琳留在北方局妇委，任妇训班班长，兑现少年时的诺言，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地处红色革命老区的石圪垤村如今被称为中国妇女干部的摇篮，这个小小的村庄紧邻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既是八路军总部的“家属院”，也是北方局妇训班授课处。

康克清、浦安修、卓琳、刘志兰等妇女干部在这里办起了地方妇女干部培训班，组织老区的妇女干部学政治、文化、军事，为各单位输送妇女干部，顶起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半边天”，卓琳出任妇训班班长。

妇训班条件艰苦得很，完全比不上延安，学员多，房子少，大家都得自带铺盖和碗筷去老乡家借住，周六才能与丈夫团聚。

原本给妇委的干部们一人分了一间窑洞，可是为了学员们居住条件好一些，这些女干部就主动要求两人住一间。

卓琳与刘志兰住在村民李辛丑家，当时刘志兰还怀有身孕，甚至女儿左太北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但这些原本家境优越的姑娘谁也没叫过苦。

卓琳与浦安修、刘志兰等北方局妇委干部时常亲自到识字班讲课、教唱抗日歌曲，妇女工作搞得很活跃，为推动根据地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第一手经验。

她们积极组织妇女挣脱神权、族权、夫权的束缚，启发妇女放脚、讲卫生，参加养鸡喂猪、纺花织布等力所能及的劳动，逐步改善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在北方局妇委的领导鼓励之下，许多妇女开始觉醒，走上了自身解放的道路，从妇训班毕业的妇女干部中不仅涌现出一批拥军模范、劳动英雄，甚至还有女射手、女扮男装参军的女战士。

江西新建拖拉机配件厂

7月30日上午9点，江西新建小平小道陈列馆旁的一个大型车间里放进了几个花圈，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结伴来到车间里，默哀、鞠躬，向他们曾经的同事老大姐卓琳道别。

这里如今被称为“邓小平劳动车间”，1969年10月，卓琳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北京庆云堂3号院，孩子们各地四散，她与丈夫、丈夫的继母一起住进了江西南昌一栋两层小楼，每天被允的外出活动就是到拖拉机配件厂劳动。

刚到江西的时候，卓琳自己的身体很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因为工资停发，三个人仅有微薄的生活费，而生活费里又要寄去一大部分给儿女当探亲路费，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实在是成了大问题。

苦日子他们从前也过得，在太行山，小米掺沙卓琳照样往肚子里吞，她还带着大家挖野菜、养小鸡，但那时她不过二十多岁，年轻力壮，如今却已经年过半百，一身病痛。

最初，这三个岁数加起来快两百岁的老人必须自己料理生活，煮饭、烧水、劈柴、取水、洗衣服，一切的家务必须自己承担。

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更难熬的是心中的压力，既有对远处儿女生活状况的担忧，也有对丈夫政治前途的焦虑，这是卓琳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期。

为了节省开支，三个老人几乎不怎么吃肉，每顿菜还都要剩下来留着下顿吃。

“总得自己种点吃的，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呢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捡石头”，卓琳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时却没有痛苦的神情，乐观、不屈、坚强，她的这些可贵品质不仅感染着身处困境的丈夫，也感动了一起劳动的工人们。

工友们回忆，当年厂里规定二人工作时间为上午的三个半小时，已经上年纪的卓琳夫妇风雨无阻地7点半就到工厂干活，工作压力很大，后来已经瘫痪的儿子来江西同住，夫妻俩下班还得照料儿子的生活起居。

即便身上的担子很重，卓琳总还是乐观和气，工作之余与大家伙说说笑笑，并且关心着工友们的生活状况，谁家孩子病了、谁家老婆摔了她都会主动询问，并把自己千辛万苦省下来的钱也拿出来买些东西送大家。

临回北京，卓琳代表全家去工厂给工友们告别，把过年才吃的糖果点心全拿出来与工友们分享。

回京之后，卓琳没有忘记当年共同劳动的工友们，工友中有人上北京，她得知后会立马派人接到家里，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帮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

人们哀伤的神情与止不住的泪水不断将一个令人伤痛的消息提了又提：卓琳离去了；可是人们将在未来留下的灿烂笑容也昭示了：卓琳离去，但春天留下了。